1878年，上海，法租界边缘。 垃圾堆里躺着一个女人。 她穿着绸缎裙子，料子是好料子，熨帖的领口绣着银线缠枝莲，可裙摆已经撕开一道口子，露出里面灰扑扑的衬裙。她侧着身子蜷在梧桐叶和碎瓦片之间，头发散下来，遮住大半张脸，只露出一只耳朵——耳垂上挂着一枚成色极好的珍珠耳坠，在路灯昏黄的光晕里微微晃动。 那枚耳坠值三十块银洋。够这条街上的女工苦干一整年。 阿英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枚耳坠。 她蹲在巷口，怀里抱着刚从洗衣房偷回来的一件洋人的衬衫，看见了路灯下亮晶晶的那一点光。她以为是哪个阔太太掉了银簪子，走过去才发现是人。一个年轻女人，嘴唇发白，嘴角干裂出一道血口子，身上散发着浓烈的酒气，混着一种甜腻腻的、让阿英说不上来但让她胃里发紧的香气。 “喂。”阿英用脚尖碰了碰她的胳膊，“你死了没有？” 那女人没动。阿英想走，可那枚珍珠耳坠实在太亮了，像一个活物贴在那只被冻得通红的薄薄的耳朵上。她弯下腰，伸出手，指腹刚挨到耳坠的扣环，那女人忽然翻了个身，半睁开眼。 她的眼珠是一种很淡的琥珀色，瞳孔涣散，像是灌满了雾。她盯着阿英看了几秒钟，忽然笑了，笑得很轻，嘴角的血口子又裂开一点，渗出一丝红。 “你要这个？”她抬手，指尖晃晃悠悠地指了指自己的耳垂，“拿啊。” 阿英被她的声音吓得缩回了手。 那女人的声音不难听，甚至算得上好听，只是每个字都慢吞吞的，像从嗓子眼里一节一节往外吐，吐到一半还要停下来喘口气。她笑的时候牵动了什么，忽然皱起眉，偏过头去干呕了两下，什么都没吐出来。 阿英盯着她看了很久，最终还是蹲下来，从袖子里摸出半块冷硬的馒头，塞进那女人手心里。 那女人低头看了看馒头，又抬头看了看阿英。她的表情很奇怪——不是感激，不是厌恶，而是一种阿英从未在任何一张脸上见过的、茫然的甚至近乎天真的困惑。她像是不太理解一个浑身散发着肥皂味、指甲缝里嵌着泥的黑瘦女工，为什么要把自己仅有的晚饭给她。 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女人问。 “跟你有什么关系。”阿英说。 “有关系。”那女人把馒头攥在手心里，慢慢地、摇摇晃晃地坐直了身子，靠在脏兮兮的墙根下，仰起头看着法租界灰蒙蒙的天，“因为我想知道，明天我要去找谁报仇。” 阿英皱起眉头：“报什么仇？” 那女人没回答。她把馒头掰下一小块塞进嘴里，嚼了两下，忽然皱起整张脸，眼泪毫无征兆地从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里滚落下来，砸在手背上。但她还在笑，眼泪和笑混在一起，又狼狈又吓人。 “你是第一个，”她说，“第一个给我东西吃的人。” 阿英撇了撇嘴：“你不是有爹妈？” “我爹妈教我弹钢琴、画水彩、喝下午茶、用法语说‘谢谢’。”那女人把手里的馒头渣子一点一点拍干净，动作很慢，很认真，拍完了，她重新抬起头看着阿英，脸上的笑容忽然褪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下一种冷冷的、几乎是恨意的平静，“但没人教过我，被男人扔在垃圾堆里的时候，要怎么活着爬出来。” 阿英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那女人却忽然伸出手，将那枚珍珠耳坠一把扯了下来，耳钩扯破了耳垂上的皮肉，滚出一颗血珠。她面不改色地把耳坠塞进阿英手里，手指冰凉得像死人。 “拿着。”她说，“认识一下——我叫沈晚棠。沈家的独生女，留过洋，弹过肖邦，睡过上海滩半个法租界的洋行买办，今天被他们叫做‘资产阶级婊子’的那个。” 她笑了一下，琥珀色的眼珠被路灯照得发亮。 “你呢？你叫什么？穷鬼。”！